经济幸福学 & CEO的OODA循环 & 重回部落化

 

《经济学幸福》，作者 路易吉洛布鲁尼，皮尔路易吉波尔塔，译者 傅红春，文燕平，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高教，定价 25.00元。

 

  效应、福利、快乐、康乐、满足、满意度……作为财富的学科，沿袭着边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经济学使用着不同工具细细刻画幸福。幸福，日益成为经济学的首要课题，GWB（国民幸福指数）风头逐渐赶上GDP（国民生产总值）。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丹尼尔卡恩曼忙于计量“幸福感指数”，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亦好谈其快乐经济学。经济学家工作工作似乎也在不同角度构建更精美的模型论证幸福与收入的关系，然而，绝对收入一定带来幸福吗？

  答案是不一定。相比穷人，富人确实幸福些。有数据表明，美国家庭年收入在9万美元以上的人中有43％声称自己“非常快乐”，而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人做此表态的只有22％。但是，当绝对收入大幅度增加之后，排名前1/4的富人与后1/4的穷人幸福感都没有明显增加。所有关于幸福的研究和实证都指向一个明白的事实，除了刚开始收入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几乎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幸福与绝对收入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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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房子不管怎样小，当其周围的房子都是同样的小的时候，它总是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住房的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间小房子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间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革命先驱马克思对相对所收入与幸福度的理解可谓是先知先觉。

  ……小小的例子体现的是由于竞争的存在，幸福变得与绝对收入无关，只与相对收入有关。

  消费往往成为最常见的刺激，富足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社会。人们更为卖力，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消费得更多。只有通过不断地加大消费来维持自身地幸福度，所以尽管客观幸福度增加，主观幸福却仍在原地，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地“水车效应”（treadmill effect）。由于相对消费与地位竞争，消费往往演变成为一场军备竞赛，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消费它的“符号”。

  ……如今看来，幸福尚未达成，经济学家还陾需努力，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在富足社会，尽管你不一定会幸福，但你可以选择，怎样思考，就有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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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CEO的道路同样需要特殊的准备和训练，而且同样是高度竞争的。行动和成果不断地被评价。除了财务上的敏感和行业知识外，那些被认为优秀CEO所必备的过人之处和战斗机飞行员所具备的本领是很相似的：团队精神、竞争力、勇气、正直和克服逆境的能力。我以为有一种能力是与生俱来且所有CEO都拥有的，但这项能力是否被打磨出来，就是那些成功者或是陨落者之间的差别了。

  一项研究定义了一系列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完成的瞬间动作，这一过程被命名为“包以德循环”（OODA循环），OODA是observe（观察）、orient（调整）、decide（决策）和act（行动）的缩写）。对一个参加空对空战役的飞行员来说，它意味着“杀人还是被杀”。

  “调整”步骤在整个OODA循环中最为关键，因为如果敌人对外界威胁判断有误，或者对于周围的环境理解错误，那么必将导致方向调整错误，最终做出错误决策。包以德认为，敌、我的这一决策循环过程的速度显然有快慢之分。己方的目标应该是，率先完成一个OODA循环，然后迅速采取行动，干扰、延长、打断敌人的OODA循环。其中，有一种战术是，进入并操控敌人的OODA循环系统，使敌人对于外界变化无力做出任何反应。

  经过一些年的训练和经验，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观察大量的信息，通过调整飞机位置调整自己的处境以战胜敌人。而决策是其得以生存的关键，分析时的短暂停顿都可能时致命的。当然敌人的飞行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胜利属于做出最好观察和调整，并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和行动的一方。

  成功的CEO会面对同样的情势，在商业中取胜。如同空战时，取决于谁更快完成包以德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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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以德循环的发明人是美国陆军上校约翰包以德（1927年～1997年），凭借他战斗机飞行员的经验和对动力机动性的研究，发明了这一理论。尽管包以德循环的发明纯粹是军事目的，但是这一理论同样能够应用于残酷的商战。最初，他运用OODA循环来阐述的是空对空的飞行搏击中克敌制胜的战术，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他把OODA循环阐发成为一种战略，一种让敌人心理瘫痪的战略。

  包以德强调，任何战略都应该着眼于改变和影响对手的行为，而不是消灭其军事力量。包以德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秒。在他们所主张的军事斗争策略中，都包含有这样的内容：协调作战、兵不厌诈、动如脱兔、行云流水、攻其不备、一招制胜、上兵伐谋。

 

 

  一个悄然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因子，竟来自一个房地产政策的变化——90/70政策的实施。这也许出乎这个政策制定者的意料。

  90/70政策原本出于遏止高房价，在中国国情的约束条件下，实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初衷。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开发商开始行动起来——万科所进行的“围屋”实验，似乎正在通过建筑对居住形态施加影响，将人类重新引入“部落化生存”时代。

  从私宅到大院到商品房再到“围屋”，中国人的居住形态在建国后的短短58年间经历了飞速变化。“围屋”这一居住形态的出现似乎正在为麦克卢汉重归“部落华生存”预言，提供绝佳的注脚。

  90/70政策在促进居民“部落化生存”的同时，也势必要求公共权力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能履行这样的职责，90/70政策将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香港已为我们作出表率。

 

  万科“围屋”：一场重归“部落化生存”的实验

 

  一座外圆内方、造型奇特的建筑正在广东佛山逐步屹立起来。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座体育馆或是某个建筑师运用广西客家“土楼”元素的建筑作品，她被称作“围屋”——万科为中低收入者安居进行的一次实验。

  这是一座每个单元面积只有35平米的住宅建筑，大量的生活功能将在公共区域得到解决。加拿大传播学者、被誉为西方当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麦克卢汉，在上世纪70年代预言“地球村”的同时，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高度概括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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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位专家如今已经不再参与万科“围屋”的建设工作，但他认定，万科“围屋”无论披上多么神秘的外衣，其核心设计思路仍是以公共空间的集约化管理和利用，达到用同等面积解决更多人居住需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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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了解到，万科围屋是六层的建筑，不需要安装电梯，内部跟连廊式公寓相似，每层都会有一些室外平台，以方便住户交流。

  万科设计部门的思路式，居室在更大程度上只是满足居住的需要，至于其他功能，则全部通过公共空间中提供的集约化功能服务解决。

  遵循这样的思路，万科的围屋最终形成了如今与众不同的外貌：圆形的围合状设计，在防卫性与安全性方面与现代城市居住需求接轨，通过斜面把绿地与商业部分连接起来。外圆内方的设计，则使其可以在中央腾出大量空间布置商业街、会所、休闲场地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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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以在公共的洗衣房里沟通交流，可以在‘围屋’社区提供的公共娱乐空间里娱乐，总之不会像现在住在一栋单元楼里那样，谁也不认识谁。”前述参与围屋前期设计思路论证的专家对记者说，一直到现在，单元楼居住形态中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的冷漠，始终使建筑学界合社会学界诟病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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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落化”非彼“部落化”。“原始的部落化生存，实际是出于生存的最低需要，因为社会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所以需要借助部落完成诸多的功能，以保证生存。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个体的非部落化年代，而所谓重归的‘部落化’，则是建立在公共产品和资源高度集约利用、管理的基础上。”前述专家向记者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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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0挑战城市管理者责任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

 

  90/7政策的影响首先是家庭单元的缩小，因为现在90平米的住宅，在社会公共空间产品缺失的情况下，是难以满足“三代同堂”的生活需求的。此前，年轻人尤其是独生子女希望婚后独立生活，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倾向。而现在，住房的面积实际上规定了硬性的边界。

  其次是社会行为的选择问题。原来我们的户型做得很大，一些本应该由公共权力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实现的，比如家庭影院等等。但是现在户型一下子限制到90平米，这些原本被包含进家庭住房内部的功能没有足够的居住面积去实现了，这会促使居住者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居住者会更多地走出去，到公共空间当中去实现这些功能，比如娱乐等等。

  过去十几年，地方政府放弃了提供城市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看到，多数地方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卖地，而不是关心城市能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给老百姓。

  我们对比一下香港，香港的住房面积非常小，但使用者丝毫没有觉得有问题。因为香港这个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空间可以使用。你到香港可以发现，到晚上十一二点，商场和路上还是熙熙攘攘，人满为患的情况。香港人已经非常习惯把自己的生活更多地安排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家庭里面。家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就是睡觉的地方，其他的生活都可以在城市公共空间里面共享。

  但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却很少有意去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如果我们在户型的设计上向香港靠拢的化，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需要在公共空间的实现上向香港学习。不然的话，仍然触动不了矛盾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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